我出生在我國第一產糧大縣吉林省榆樹縣，工作也在這里起步。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從農業學校畢業后，第一個工作崗位就是縣農業局，其后又在省農業局、農牧廳和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農工部及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雖然變換了多個崗位，卻從沒離開“三農”這個行當；我先后在公社、縣里、地委行署、省委省政府和國務院工作，雖然變化了多個層級，卻從沒離開“三農”這個事業；我先后在吉林、湖北、安徽、江蘇等四省工作，雖然變動了多個省份，卻從沒離開國家商品糧基地和農業大省。我的履歷說起來既較復雜，又很簡單，盡管變換了多個崗位，走過了多個地方，經歷了多個層級，但工作的主線主業就是“三農”。可以說，我和“三農”真是今世有緣，相伴永遠。我的工作和生活已與“三農”緊緊相依并融合在一起，“三農”事業在我心靈上的印痕是刻骨銘心的。離開“三農”，就沒有我的成長經歷；離開“三農”，也不是我的真實人生。
在中國，“三農”問題始終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農業政首邦本的地位和繁重艱巨的任務、農村廣袤秀美的神韻和滯后艱深的狀況、農民樸實奉獻的品質和勞苦艱辛的現實，使我的心靈和情感不斷得到洗禮和提升。馬不停蹄的“三農”工作經歷，給我留下了往昔許多揮之不去的珍貴回憶，一幅幅鮮亮透明的圖景不時映入我腦海，撥動我心弦，直闖我心扉，讓我激情蕩漾，難以自已。
一點一滴見真情，情自沃土緣在農
我對“三農”有著與生俱來的親近之情。我家鄉一帶是松遼平原著名糧食產區，是世界玉米黃金帶上的一顆耀眼明珠。家鄉的父老鄉親愛在黑土，情在五谷，把務農種糧、養殖禽畜作為生計之本。小時候，我常常看到老人們教育兒女，要敬畏負載和生養萬物的大地，要學會種地，學會養家糊口，學會吃上飽飯、穿上暖衣的本領。松遼平原盛產多種農產品，鄉親們愛種善種莊稼，由衷贊美和悉心呵護田園。父老鄉親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使我深深懂得種好糧食、吃飽穿暖對農家的重要，農業有個好年景是他們最真切的心愿，農產品賣上好價錢是他們最樸素的期盼。
我與“三農”的情緣，在學和干中不斷加深。農民的培養教誨，長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學中情益濃，干中緣益深。我在縣鄉和地區工作時，經常與同事們一道進村入戶開展工作。當時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發達，去村里一次不容易，一下去就要多住些天，有時十天半月，有時幾個月。那個時候，下鄉進村是開展農村工作的基本常態，駐村蹲點是同農民打交道的重要方式，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摸爬滾打在一起，是了解“三農”實情的基本功夫。20世紀60年代我曾在農安縣合隆公社合心大隊，70年代在榆樹縣于家公社五家子大隊和謝家公社謝家大隊，80年代初在扶余縣大林子公社九坨子大隊各蹲過半年多的點。至今，依然留戀村莊里那段淳樸火熱的生活，不忘田野里那些鮮活艱苦的場景。在大地復蘇的春天，我曾和“順著壟溝找豆包”的農民兄弟一起扶犁、點種、“踩格子”；在烈日當頭的夏日，我曾和“水一把、泥一把”的莊稼把式一塊間苗、鏟地和滅蟲；在滿眼金黃的深秋，我曾和滿手老繭、飽經風霜的父老鄉親一道收割、拉地和打場；在風雪交加的隆冬，我曾和“狗皮帽子靰鞡腳”的東北漢子一同刨糞、送肥和交公糧。80年代中期我調到省里工作后，下鄉調研仍然是經常的事，即便在國務院工作的10年間，我也先后下鄉500多天，主要是到農區、牧區、林區、災區和貧困地區。坐在農家炕頭與農民促膝談心、走進田間地頭同農民嘮磕干活的情景，至今我仍歷歷在目。
在我們這個農民仍然占多數的國家，怎么正確認識和看待農民，可謂關系重大、影響深遠。由于種種原因，城市里的一些人并不完全了解農民、不真實理解農民，或多或少地對農民有陌生感、距離感、優越感，有的甚至有偏見。長期從事“三農”工作的實踐和與農民直接打交道的經歷使我深深體會到，我國這些“鄉下老百姓”，他們的文化水平雖然不高，但道德素質卻不低；他們在勞動中付出的辛勞和汗水雖然很多，但歡笑、愉悅卻不少；他們的家庭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生活的滿意度卻不低。這些“鄉下人”，有些時候看似木訥，實則智慧；看似謙恭，實則自尊；看似溫和，實則堅強；看似卑微，實則高貴……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的洗禮、市場經濟的熏陶，廣大農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精神面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他們既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高尚情操，又增強了現代市場經濟的觀念和開放進取的意識。他們正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崗位上，默默地勞動著、創造著、奉獻著，他們是可親可愛、可敬可佩、可歌可嘆的，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勤勞質樸、堅毅頑強、崇善明理和知足感恩的特質，值得我們禮贊與尊重。
我國農民具有勤勞質樸的傳統美德。我們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是一部輝煌燦爛的農業文明史，而創造農業文明的主體就是農民。面對艱苦條件，廣大農民群眾不等不靠，用自己勤勞的雙手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不斷改善生產生活條件，也不斷積累和創造著社會財富。“面朝黃土背朝天”是對我國農民勞作真實而生動的寫照，正是他們胼手胝足、辛勤耕耘，用汗水、心血和生命滋養著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推動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延續和文明傳承。在農事大忙季節，農民起早貪黑，搶抓農時，常常是“早晨三點半，中午嘴嚼飯，晚上看不見”，用勞動和心血奪得一個個好年景。東北玉米主產區農民過去抗旱播種時，經常是人挑車拉水到田，人工刨埯坐水種，一埯一瓢水、一埯幾顆種。他們說，寧可自己多受累少喝水，也要讓種子把水喝足。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廣大農民既創造了傳統農業技術精華，又學習應用現代農業科技，追尋著綠色田野里豐收的希望。
農民世代從事繁重的農業生產和體力勞動，也塑造了為人正直、待人誠懇和樸實無華的特點。他們沒有華麗的語言，卻有一顆真誠的心；他們沒有亮麗的外表，卻有一團火熱的情。記得我們下鄉蹲點住農家“吃派飯”時，正是我國農產品極度短缺的年代，農村缺衣少糧，農民生活艱苦。他們自己省吃儉用，卻盡力把我們的飯菜做得足、做得可口；他們養雞自己舍不得吃雞蛋，多是用來換油鹽醬醋，卻給我們蒸雞蛋糕；他們自己取暖缺柴，卻把我們住的火炕燒得熱熱乎乎。農民種地的辛苦勞累，克服困難表現出的聰明智慧，為人處事透露出的情義至誠，令我們欽佩和感動。
我國農民具有堅毅頑強的寶貴品質。我國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國情，封建社會長期動蕩不安的世情，糧食生產等受自然條件約束很大的農情，造就了農民堅毅頑強的個性。他們用不畏艱難的執著與倔強，在這片靠天吃飯的土地上，承襲著中國農業文明的血脈，供養著日益繁衍的中華民族。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眾與自然奮力抗爭，以極大的熱情發展農業，不斷調整生產結構，轉變生產發展方式，探索了家庭承包經營、鄉鎮企業等成功經驗，創造了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資源養活占世界20%人口的偉大奇跡。
我國自然災害多發頻發重發，大多發生在農村，農民往往是直接承受者。近些年來，我曾親眼目睹1998年長江巨大洪峰來勢兇猛、2003年淮河全流域大洪水險象環生、2006年17級超強臺風“桑美”在福建浙江橫行肆虐、2006年黑龍江內蒙古三場特大森林火災火燒連營、2009年遼寧朝陽大旱赤地千里，我也在汶川特大地震災區、青海玉樹強烈地震災區、甘肅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區度過數十個日日夜夜。我們既親眼看到了什么是山崩地裂、房倒屋塌、災魔猖獗、無堅不摧，更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頂天立地、戰天斗地、感天動地、堅不可摧；既看到了個人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更看到了人民的偉大和生命的頑強。在汶川地震重災區青川縣一個山村，受災農民群眾自發撰寫的“有手有腳有條命，天大的困難能戰勝”，“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標語，震撼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我們的農民兄弟姐妹、父老鄉親，我們的老百姓、“鄉下人”，在大災大難面前，沒有萎靡不振，始終抱有戰勝災難的堅定信念、克服困難的堅定信心、重建家園的堅定信仰，所以大水大旱大火大風之后，生產結構得到調整，水利建設得到加強，自然生態得到修復，防災舉措得到細化；汶川、玉樹、舟曲三大災區的重建舉世驚嘆，一座座新城、一片片新區、一個個新村拔地而起，科學規劃設計精心組織實施，實現了幾十年的跨越發展。我還記得發生我國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廣西隆安縣丁當鎮，疫情之后聰明不服輸的丁當人痛定思痛，從“談雞色變”到“養雞致富”，創出了知名的“叮當雞”品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信息不對稱、服務不到位，農民不僅面臨自然災害的風險，還常常要承受巨大的市場風險和質量安全風險。這些年，一場動物疫情、一起質量安全事故、一條網絡謠言、一段手機短信，往往就會造成相關農產品積壓、農業產業受損、農民收入減少。盡管政府采取了補救措施，農民仍要承擔大部分損失。農業常遭大災，農民從不屈服；農業常有波折，農民從不氣餒。廣大農民在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面前，堅忍不拔，頑強拼搏，迎難而上，愈挫愈奮。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強大力量！
我國農民具有崇善明理的優秀品格。傳統的農民是小生產者，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個人和家庭的主體能力都很弱，既無法單獨擺脫對自然力量的依賴，又無力控制社會形態變化對自身的沖擊。因此，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公社”逐漸向以聚集地為范圍、以地緣關系為基礎轉變。血緣、親族、鄰里間的團結互助被高度珍視，農村宗族組織歷經千年牢不可破。在樸素的家族意識、村民意念和宗法意志下，農民以親情倫理至上，鄰里間團結友愛，困難面前相互幫助，面對矛盾相互包容，與人為善、彼此尊重、寬以待人、誠實守信，借貸還錢和父輩借錢兒孫還債在農民心中是天經地義之事。廣大農民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凝聚力也源于家族責任和對土地家園的眷戀。農民關心自己利益，但維護國家利益從不含糊；農民期盼改善生活，但為國家發展作貢獻從不打折扣。他們堅持以國家利益為先，以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為重，總是“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才是自己的”，這樣的“大道理”在農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深深地記得北方地區農民在隆冬時節賣糧的情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糧食收購站點少，鄉親們趕著大車走十幾里路到糧庫去交糧賣糧，有時賣糧的車隊要在寒風中排出幾里地，辛苦的賣糧人往往眉毛、胡子都掛上厚厚的白霜。盡管嚴寒難耐，但不賣完糧食不回家，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情結，把好糧賣給國家，為國家多作貢獻。
目前，雖然農民負擔減輕了，但農民仍以土地低價格、務工低工資等“要素貢獻”支持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進城務工的農民，分布在各個領域和行業，他們從事著艱苦繁重的工作，是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支生力軍。在建筑裝飾、修路架橋、采掘運輸、紡織服裝、餐飲服務、家政保安和城市環保等行業，農民工的比重高達80%左右，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但他們中的大多數至今沒有享受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農民作出這么大的奉獻和犧牲，既是制度安排使然，也與他們骨子里牢固的國家觀念密不可分。對農民而言，國家是神圣無比的、是必須全力維護和支持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我們有條件更好地善待農民，更有力地反哺農業、繁榮農村。
我國農民具有知足感恩的高尚品性。農民對待大事小情，對待鄰里鄉親，對待國家社會，更多的是豁達大度。農民在忙碌中得到樂趣，在勞累中寄托希望，很少發牢騷，很少有怨言，給點肥水就長苗，給點陽光就燦爛。播種是為了收獲，豐收了就心滿意足，始終抱著一顆平常心，生活得平淡而踏實，沒有不切實際的奢望。農民對關心、支持和幫助他們的人，總是想著回報。我曾多次到山區和偏遠地區考察“三農”工作，那里農村發展緩慢，農民生產環境和生活條件更為困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過著貧苦辛勞的日子。有時發生嚴重自然災害，我和同事們去看望慰問他們，他們從不叫苦和埋怨，只說“感謝”。當國家給他們一定的扶持時，他們的知恩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此時，我內心里不僅是敬意和欣慰，還有傷感和愧疚。糧食主產區的農民，糧價每提一分、補貼每增一點，他們都打心眼兒里知足和高興。當他們樂道“種地不納稅、上學不交費、看病能報銷、低保有補助、養老有保障”時，滿面洋溢著幸福和感恩的笑容。人生之苦在于心之不足，人生之累在于心之不寬，知足心寬的人不苦不累啊！可以說，廣大農民群眾對黨有著深厚的感情，無論是革命、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都是黨可靠的群眾基礎和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我們講愛民、親民、利民、富民、安民、護民，萬萬不可忘記了農民；農民對社會的貢獻，理應得到全社會的推崇和尊敬。如果我們多想一想自己是誰、來自哪里、根在何方，或許就會大大增加對“三農”的認同和情感。其實，我們每一個社會成員，對農民并不陌生，或許我們自己，或許父輩乃至祖輩，都曾是農民；同農業并不生疏，或許我們自己，或許父輩乃至祖輩，都從事過農業；與農村并不遙遠，或許我們自己，或許父輩乃至祖輩，都來自農村。追根溯源，我們與農民血脈相通，我們與農業血肉相連，我們與農村血緣相親。農業是我們的生存基礎，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農村是我們的精神家園。農業艱苦勞累，但干農業充實快樂；農民憨厚率直，但交朋友實在真誠；農村條件艱苦，但田園生活回味無窮。支持“三農”事業，不正是全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義務嗎？從事農業農村工作，不正是我們與“三農”的深深情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