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光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他押送的貪官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原中山市市長(廳級)李啟紅，與他押送過的原廣州市花都區委書記潘瀟的沉默相比，李啟紅在前往庭審途中仍然表現得“很開朗”，禮貌向法警說“謝謝”。
記者劉冠南、實習生湯涵茹、通訊員馬偉鋒 死刑犯在最后關頭，會有怎樣的表現？高官落馬淪為階下囚之后，又有哪些表現？近日，記者前往采訪了廣州中院神秘的司法警察隊伍。
法警，是警察當中的特殊部隊。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的法警，則更為特殊，他們除了要擔負日常的保衛工作、押解犯人的工作，還是依法執行死刑的紀律部隊。在不斷深化司法公開、信息公開的大背景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警支隊的神秘面紗被緩緩揭開。
押解：手銬在前在后有講究
廣州中院法警支隊成立于1996年，隸屬于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警務部。法警支隊在工作中，受省總隊和廣州中院的“雙重領導”。
廣州中院法警支隊隊長肖偉告訴記者，2012年僅刑事押解一項，就押送5700個嫌犯。2013年，這一數字降為4800余人次。
肖偉說，法警在押送犯人的過程中，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上到廳局級干部，下到黑幫老大，失足犯罪的少年。對于法警隊伍而言，在押送犯人的過程中，其考慮的往往不是這個犯人曾經做過多少錯事、在社會上有多大的影響力，他們更多的是考慮這個人的年齡以及身體狀況。
在押送犯人的過程中，對于老弱殘犯，法警往往是采取將其雙手置前戴上手銬，并且在押送過程中，觀察其身體狀況。執法的人性化，還表現在“戴頭套”的取締上，法警在經過綜合考慮之后，會不給被告人戴上頭套。例如，在對廣東省中山原市委副書記、市長李啟紅進行押送的過程中，法警考慮到其身體狀態特殊、年齡較大，就沒有讓其戴上頭套。
而對于身強力壯的、暴力犯罪的被告人，法警往往會采取較為嚴格的措施，這點尤其表現在對于黑幫分子的押送過程中，手銬采取后銬的形式，在押送的過程中也往往會讓其戴上頭套，防止同一團伙的罪犯進行串供，特殊情況下，甚至會請武警支援。
死刑犯：多數嚇癱有人要檢舉
死刑的執行，一直是鮮為人知的司法程序。
廣州中院法警支隊的眾多資深法警告訴記者，近五年來，他們明顯感覺到了與以往的不同。
“隨著少殺、慎殺的刑事政策不斷深入貫徹，這些年來，被執行死刑的人數大為減少。而且執行的方式也在變化，從最初的槍決，變成或槍決或注射，再到現在統一為注射死刑。”中院法警支隊的一位資深警官這樣介紹。
“在刑場上，多數犯人都會被嚇癱。能保持平靜的不多。”法警向記者介紹，不管是窮兇極惡的滅門案兇犯，還是心性狡詐、殺人于無聲的報復殺人者。他們在人生的最后關頭，大都悔不當初，充滿了對生的渴望。
在執行死刑時，經常會有犯人大喊“我要檢舉、我要立功”之類的求饒話語。為此，死刑執行是一項程序復雜而嚴謹的工作。遇到臨死前突然招供或檢舉的，都由法官、檢察官當場核實。如果認定為早已查實，屬于存在僥幸心理、反復抗拒執行的，則繼續執行。如果當場無法查實的，則依照法定程序，暫緩執行，將犯人帶回進一步調查審理。
“執行死刑前，法警通常會請死刑犯抽三根煙，這樣做一是平撫犯人的緊張心態，二是有著象征意義，就是民間所謂的‘一路走好’、‘上路煙’”。法警介紹，犯人被送至羈押室的時候，最能表現人之常情的，還是與親友見面的場景。法警們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盡量人性化，不會卡著時間，會讓他們把想說的話說完。反而是有些死刑犯會主動提出結束會見，然后給家人磕頭，頭也不回地離開。也有許多犯人因為愧疚，不愿意與家人取得聯系。
貪官：李啟紅開朗 潘瀟沉默
陳德光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他押送的貪官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原中山市市長(廳級)李啟紅，與他押送過的原廣州市花都區委書記潘瀟的沉默相比，李啟紅在前往庭審途中仍然表現得“很開朗”，禮貌向法警說“謝謝”。
最后送回看守所監倉時，她竟然還說：“小伙子你們不錯啦，貴姓啊？出來請你們吃飯。”原來，李啟紅認為法警跟她印象中的其他警察不大一樣，沒那么兇，剛到看守所提犯時還先問了她三句：“身體怎么樣？”“有沒有不舒服？”“會不會暈車？”
陳德光向記者細述了押送李啟紅的經歷，2011年李啟紅被刑拘在廣州市第一看守所(槎頭所)，他帶隊去押犯，問李啟紅那三句話并非特例，只要年齡較大、身患疾病的罪犯，法警為了保證押送時不出意外，都要按照慣例一一詢問。
但是關押在監倉兩年，銳氣早已磨平，曾經的高官更能深刻體會到人情的落差，以及法警日常工作中滲透的人文關懷。李啟紅連說了幾個“謝謝”，才上了囚車，與同案的兩名女性家屬一起被押送到法庭。
押送途中，李啟紅與一起押送的女犯講起了外面生意的情況，也有說有笑。上午庭審結束，吃飯時則心事重重，胃口一般。她還試圖向法警訴“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