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注意到從浙江發端的“三位一體”新型合作化探索，其鮮明理念和成功經驗，多年前已經在全國許多地方積極實踐和推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廣泛響應，一定有其客觀的歷史背景、必然趨勢和科學內涵吧？

　　嘉賓：正是這樣。鄧小平同志1990年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現在需要深刻理解鄧小平原話中“規模經營”和“集體經濟”的科學內涵。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明確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扶持發展“規模化”經營，這就揭示了合作經濟與規模經營的內在聯系。農業的規模經營未必要以土地的大量集中為必然前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的增收不僅取決于產量上的增加，更取決于價格條件及其背后所隱含的市場力量對比。這就需要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增強市場談判地位和議價能力。社會化服務，也需要通過規模化降低和分攤成本、擴大覆蓋面。

　　至于發展“集體經濟”，更不是重新回到“一大二公”。在我國，“集體經濟”與“合作經濟”是長期混用的。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述來看，合作制、合作經濟本來是更早使用、廣為接受的概念。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合作制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并不屬于所有制范疇。鄧小平原話所指，在今天應是新型合作經濟。

　　1992年7月，鄧小平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后，進一步重申了“兩個飛躍”的科學論斷：“這是一個大思想。這個思想一直沒有闡發。”這個歷史重任，跨越時空，落到了新一代領導人肩上。

　　事實上，2006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剛剛部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就在當年1月8日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宏偉構想，并在當年12月19日的全省現場會上進一步表述為：“三位一體”是三類合作組織的一體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體化，又是三級合作體系的一體化。至此，“三位一體”的合作制理論已經基本確立，并在實踐中日益發揮著巨大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