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10萬元和500萬元都判10年左右，量刑幅度差異過大，容易導致不公。”昨日，在審議“兩高”工作報告時，職務犯罪的量刑標準成為了熱門話題。有代表表示，目前在職務犯罪的量刑把握上，各地不是很統一，希望在全國范圍內盡量統一量刑標準。
新京報訊 （記者溫薷）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池強建議，應將預防職務犯罪納入反腐“大盤子”。同時，應高度重視懲治瀆職犯罪，倒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使權力。
“加大反腐敗力度的同時更要加強預防”
昨日，池強在參加北京團全體會議審議時建議，在加大反腐敗力度的同時，更要加強預防。
他表示，預防工作一方面是依托辦案來進行。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時，能夠深入發現違法犯罪的演變過程，發現權力運行監督的漏洞和盲區，總結出普遍性、規律性的東西，檢察機關發現權力和管理上的漏洞后，應及時給相關單位提出意見和對策建議。另外，預防職務犯罪的工作須納入整個反腐的“大盤子”。
池強還說，今年在依法反腐方面，查辦職務犯罪的力度比較大。在職務犯罪中，除了濫用職權之外，還有一部分是瀆職案件，而且所占比重不小。公眾對于食品藥品安全、環境污染、重大責任事故、黑惡勢力等案件都強烈關注，而且更加關注這些案件背后的保護傘。
他認為，應高度重視懲治瀆職犯罪，將其納入國家治理法制化的進程，納入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體系當中。對濫用職權、玩忽職守造成的重大損失，確實造成犯罪的要堅決依法從嚴懲處，以強化責任追究，倒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使權力，嚴格執法，促進依法執政和法治政府建設。
“把握好瀆職犯罪與改革失誤的界限”
池強表示，以往認定瀆職犯罪的難點就是在于責任不清，“最后追究的時候都有責任，處理的時候又下不去手。”對此，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了建立權力清單，明確行政權力的界限。他認為，隨著每個部門職責和權力不斷地清晰、明確，一旦不作為、亂作為造成嚴重后果，瀆職犯罪追究起來也將更加清晰。
池強還指出，在查辦瀆職犯罪的過程中政策性是很強的，要注意把握好與改革失誤的界限，“應當保護干部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干事業、創新發展的積極性。”
焦點
“受賄10萬判10年 受賄514萬判14年 公平嗎？”
代表熱議職務犯罪量刑標準；“近年來70%左右職務犯罪案件被免予起訴或適用緩刑”
昨日，安徽團審議“兩高”工作報告，職務犯罪的量刑標準成為代表的共同話題。代表在審議時質疑，受賄10萬元和500萬元都判10年左右，量刑幅度差異過大，容易導致不公。有代表透露，近年來有70%左右的職務犯罪案件被免予起訴或適用緩刑。 新京報記者 宋識徑
職務犯罪量刑各地不統一
受賄10萬，判10年。受賄500多萬，也判10多年。這公平嗎？
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臧世凱，最近關注了3個發生在不同地區的案件：第一個，受賄10萬元，而且只受賄這一筆，被判了10年；第二個，受賄514萬元，被判14年；第三個，受賄金額為300多萬，判了10年。在臧世凱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顯然在量刑的把握上有偏差。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薛江武代表也關注到這個問題。她在審議報告時建議，兩高加強對職務犯罪量刑標準的研究。據薛江武介紹，按照法律規定，貪賄10萬元以上，就應該判刑10年以上了。而在實踐中，貪賄幾十萬、幾百萬，基本上也是判10年以上。而涉案金額在幾千萬、上億的，也差不多是無期徒刑。薛江武表示，在職務犯罪的量刑把握上，各地不是很統一。
銅陵市委書記宋國權希望在全國范圍內盡量統一量刑標準。他發現，在縣里，受賄一兩萬已經算是比較重要的案件，辦理的力度也很大；在市里，查辦副縣級以上官員，涉案金額在10萬元以上的，基本上就會判10年以上。
讓宋國權不理解的是，貪腐數百萬元的，也是判10年以上。宋國權說，這樣的量刑幅度，給下面的辦案帶來困難，容易引發辦案過程中的不公，出現說情風和人情案。他提醒說，這些問題，一定要引起兩高的高度重視。
2/3以上職務犯罪“輕刑化”
此前，對涉案貪官判刑較輕的問題一直備受各界關注。在昨日審議兩高報告時，代表也提到這個問題。
據薛江武介紹，現在查處職務犯罪，貪賄涉案金額在10萬元以下的，基本都是緩刑。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年來判處職務犯罪，免予起訴或者適用緩刑的，大概占到全部職務犯罪案件的70%，也就是說三分之二以上的職務犯罪輕刑化。
免予起訴或適用緩刑，意味著犯罪人不用坐牢。對此，薛江武表示，整體效果不好，要加大對量刑標準化的研究。而那些被判刑入獄的，有權人和有錢人更容易獲得減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的機會。對此，有關部門已經采取措施。
但薛江武提出，檢察機關如何加強監督，沒有具體的程序性保障，她建議兩高盡快研究出臺相應的程序規則，保證監管的公平公正。
對行賄少有典型公開處理案例
最高檢的工作報告顯示，去年檢察機關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對5515名行賄人員依法追究刑責，同比上升18.6%。對于這個力度，代表并不滿意。
臧世凱說，現在懲治腐敗，毫不手軟。但是在賄賂案件當中，多是處理受賄人，而行賄人則免責化、輕責化，“這些年處理這么多的賄賂大案，對行賄很少有特別典型的公開處理案例。”他認為，一個受賄的人背后，可能有若干個行賄人，行賄受賄應該一并處理，“受賄的該抓，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行賄的也應該處理”。
臧世凱分析，之所以“放過”行賄人，一個現實的直接原因是，處理嚴了，可能行賄人就不敢檢舉揭發了，“他拿來行賄的錢，只是牟來的好處的一部分。”臧世凱表示，他自己的目的達到了，最后還檢舉立功了，這是很可惡的。
聲音
官員貪腐，量刑時過多注重經濟因素，其他層面的腐敗顯然也造成了惡劣影響和間接損失。比如現在通報腐敗官員時，往往會提到生活作風問題。性賄賂也是一種賄賂，但我們往往認為這是一種道德層面的問題，無論是法院審判、還是檢察院起訴，都難以量刑。建議盡快對貪腐官員有一個比較公正客觀的量刑，否則貪腐問題還會屢打不絕。—全國政協委員王旭東
新京報訊 （記者溫薷）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池強建議，應將預防職務犯罪納入反腐“大盤子”。同時，應高度重視懲治瀆職犯罪，倒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使權力。
“加大反腐敗力度的同時更要加強預防”
昨日，池強在參加北京團全體會議審議時建議，在加大反腐敗力度的同時，更要加強預防。
他表示，預防工作一方面是依托辦案來進行。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時，能夠深入發現違法犯罪的演變過程，發現權力運行監督的漏洞和盲區，總結出普遍性、規律性的東西，檢察機關發現權力和管理上的漏洞后，應及時給相關單位提出意見和對策建議。另外，預防職務犯罪的工作須納入整個反腐的“大盤子”。
池強還說，今年在依法反腐方面，查辦職務犯罪的力度比較大。在職務犯罪中，除了濫用職權之外，還有一部分是瀆職案件，而且所占比重不小。公眾對于食品藥品安全、環境污染、重大責任事故、黑惡勢力等案件都強烈關注，而且更加關注這些案件背后的保護傘。
他認為，應高度重視懲治瀆職犯罪，將其納入國家治理法制化的進程，納入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體系當中。對濫用職權、玩忽職守造成的重大損失，確實造成犯罪的要堅決依法從嚴懲處，以強化責任追究，倒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使權力，嚴格執法，促進依法執政和法治政府建設。
“把握好瀆職犯罪與改革失誤的界限”
池強表示，以往認定瀆職犯罪的難點就是在于責任不清，“最后追究的時候都有責任，處理的時候又下不去手。”對此，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了建立權力清單，明確行政權力的界限。他認為，隨著每個部門職責和權力不斷地清晰、明確，一旦不作為、亂作為造成嚴重后果，瀆職犯罪追究起來也將更加清晰。
池強還指出，在查辦瀆職犯罪的過程中政策性是很強的，要注意把握好與改革失誤的界限，“應當保護干部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干事業、創新發展的積極性。”
焦點
“受賄10萬判10年 受賄514萬判14年 公平嗎？”
代表熱議職務犯罪量刑標準；“近年來70%左右職務犯罪案件被免予起訴或適用緩刑”
昨日，安徽團審議“兩高”工作報告，職務犯罪的量刑標準成為代表的共同話題。代表在審議時質疑，受賄10萬元和500萬元都判10年左右，量刑幅度差異過大，容易導致不公。有代表透露，近年來有70%左右的職務犯罪案件被免予起訴或適用緩刑。 新京報記者 宋識徑
職務犯罪量刑各地不統一
受賄10萬，判10年。受賄500多萬，也判10多年。這公平嗎？
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臧世凱，最近關注了3個發生在不同地區的案件：第一個，受賄10萬元，而且只受賄這一筆，被判了10年；第二個，受賄514萬元，被判14年；第三個，受賄金額為300多萬，判了10年。在臧世凱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顯然在量刑的把握上有偏差。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薛江武代表也關注到這個問題。她在審議報告時建議，兩高加強對職務犯罪量刑標準的研究。據薛江武介紹，按照法律規定，貪賄10萬元以上，就應該判刑10年以上了。而在實踐中，貪賄幾十萬、幾百萬，基本上也是判10年以上。而涉案金額在幾千萬、上億的，也差不多是無期徒刑。薛江武表示，在職務犯罪的量刑把握上，各地不是很統一。
銅陵市委書記宋國權希望在全國范圍內盡量統一量刑標準。他發現，在縣里，受賄一兩萬已經算是比較重要的案件，辦理的力度也很大；在市里，查辦副縣級以上官員，涉案金額在10萬元以上的，基本上就會判10年以上。
讓宋國權不理解的是，貪腐數百萬元的，也是判10年以上。宋國權說，這樣的量刑幅度，給下面的辦案帶來困難，容易引發辦案過程中的不公，出現說情風和人情案。他提醒說，這些問題，一定要引起兩高的高度重視。
2/3以上職務犯罪“輕刑化”
此前，對涉案貪官判刑較輕的問題一直備受各界關注。在昨日審議兩高報告時，代表也提到這個問題。
據薛江武介紹，現在查處職務犯罪，貪賄涉案金額在10萬元以下的，基本都是緩刑。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年來判處職務犯罪，免予起訴或者適用緩刑的，大概占到全部職務犯罪案件的70%，也就是說三分之二以上的職務犯罪輕刑化。
免予起訴或適用緩刑，意味著犯罪人不用坐牢。對此，薛江武表示，整體效果不好，要加大對量刑標準化的研究。而那些被判刑入獄的，有權人和有錢人更容易獲得減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的機會。對此，有關部門已經采取措施。
但薛江武提出，檢察機關如何加強監督，沒有具體的程序性保障，她建議兩高盡快研究出臺相應的程序規則，保證監管的公平公正。
對行賄少有典型公開處理案例
最高檢的工作報告顯示，去年檢察機關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對5515名行賄人員依法追究刑責，同比上升18.6%。對于這個力度，代表并不滿意。
臧世凱說，現在懲治腐敗，毫不手軟。但是在賄賂案件當中，多是處理受賄人，而行賄人則免責化、輕責化，“這些年處理這么多的賄賂大案，對行賄很少有特別典型的公開處理案例。”他認為，一個受賄的人背后，可能有若干個行賄人，行賄受賄應該一并處理，“受賄的該抓，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行賄的也應該處理”。
臧世凱分析，之所以“放過”行賄人，一個現實的直接原因是，處理嚴了，可能行賄人就不敢檢舉揭發了，“他拿來行賄的錢，只是牟來的好處的一部分。”臧世凱表示，他自己的目的達到了，最后還檢舉立功了，這是很可惡的。
聲音
官員貪腐，量刑時過多注重經濟因素，其他層面的腐敗顯然也造成了惡劣影響和間接損失。比如現在通報腐敗官員時，往往會提到生活作風問題。性賄賂也是一種賄賂，但我們往往認為這是一種道德層面的問題，無論是法院審判、還是檢察院起訴，都難以量刑。建議盡快對貪腐官員有一個比較公正客觀的量刑，否則貪腐問題還會屢打不絕。—全國政協委員王旭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