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 在鄭州市區，幾名孩子在上學途中（2011年3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頌 攝

　　參考消息網11月24日報道 美國《彭博商業周刊》網站11月19日刊登題為《取消一胎化政策無法解決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一文，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拉森。文章稱，通過宣布放松一胎化政策，中國領導人希望能夠安撫公眾對變革的廣泛期望。但放松人口控制措施也許不足以逆轉一個構成了更大長期挑戰的趨勢：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如今正在日益缺少勞動力。

　　文章指出，30年來，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吸引眾多外國制造商在中國南部地區開設工廠，生產了數以億計的T恤衫、玩具、電子產品等，這反過來也幫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并且讓低成本的“中國制造”商品擺上了沃爾瑪超市在全球各地的貨架。

　　從1979年到2012年，中國商品出口額從150億美元增至2.1萬億美元。外國投資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猛增；到2011年，中國的外資企業已占出口額的53.4%。美國記者亞歷山德拉·哈尼在她2008年出版的《中國價格》一書中指出，低水平的薪水和監管標準“重構了全球制造業版圖，并且為中國崛起為下一個經濟超級大國打下了基礎。”但該書的最后一章暗示，這一時代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如今，廉價勞動力的深井已經漸漸干涸。

　　2012年，處于勞動年齡的中國人口絕對數量首次出現下降。從工廠主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年輕人的數量，因為在組裝流水線上工作的正是他們。從2008年到2010年，中國18歲年輕人的數量減少了五分之一。此外，從2000年到2010年，大學入學人數增加了2倍，從220萬人增加到660萬人。結果就是勞動力市場的突然緊縮。2000年，中國有2200萬18歲年輕人沒有選擇讀書，而是加入了勞動力大軍。到2010年，這一數字降至1500萬人。

　　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劉易斯拐點”理論中所解釋的那樣，勞動力市場的緊縮會推動工資的快速上漲。馬旸和葉文斌在他們合寫的新書《稀缺中國》中強調，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被“人口累贅”所取代。

　　文章稱，發生快速變化的不僅僅是人口數字，還是年輕人的態度。富士康集團總裁郭臺銘最近在巴厘島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論壇上對媒體表示：“年輕一代不想去工廠工作——他們想要在服務業、互聯網，或者其他更為簡單和輕松的崗位上工作。在制造業領域，對工人的總需求如今超過了供給。”

　　北京市郊的大興區坐落著數家服裝廠，這里的年輕工人喜歡炫耀自己的智能手機、運動牛仔褲、燙染過的頭發以及涂過的指甲——這些都與十年前工人的標準裝束大相徑庭。當時，許多工人喜歡穿著拖鞋和睡衣在工廠附近散步。21歲的服裝廠工人何小杰看起來就像是用了很多摩絲的年輕版的約翰·特拉沃爾塔，他每個月賺3000元人民幣。他似乎不敢相信有人曾經對非智能手機感到心滿意足。他說：“如果不是智能手機的話，誰會用它？”與許多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中國外來工人一樣，他對于自己的下一代有著很高期待。